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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涟水县法院:典型案例精选分析 - 战略

来源:必博除尘设备 发布时间:2018-01-16

饮酒过量死亡,共同饮酒人是否担责?

【案例】

近年来,淮安市涟水县人民法院审理了数起因饮酒而引发的案件,其中有三起典型案例:1、田某在酒桌上因饮酒过量经抢救无效死亡;2、王某酒后独自驾驶电瓶车回家,途中碰到前方正常行驶的汽车,摔倒后死亡;3、蒋某将喝酒的吕某送至其家门口,吕某表示很清醒,想在家附近散散步,蒋某遂离去,第二天路人发现吕某冻死在路上。死者的近亲属均将共同饮酒人告上法院,认为共同饮酒人未尽劝阻义务,酒后未尽照看、扶助义务,应该承担责任。

【分析】

一、共同饮酒人的注意义务

宴请与接受宴请是社会交往的一种正常活动,如果大家坐在酒桌上只要端起酒杯喝酒,相互之间就有了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也违背法律的本意。法律在不限制正常社会交往的同时,也切实保护他人的权益,二者不可偏废。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也就是说,构成一般侵权应满足四个条件:行为人的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述三个案例中,共同饮酒的行为与死亡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故共同饮酒人有无过错是分析共同饮酒人是否应担责的重点所在。过失,属于过错的一种,是指行为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当预见并且具有预见的可能,但却未预见,实践中,主要通过行为人客观的行为有无尽了注意义务来认定其有无过错。注意义务,是指行为人应采取合理的注意而避免给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造成损害的义务。

喝酒能使人的神智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清醒,动作也不能像正常情况下易于控制,其在从事驾驶、高度危险作业等行为时不安全的系数明显增加,这是普通人都知道的社会常识。共同饮酒人有使他人不受损害的注意义务,在喝酒过程中,应当提醒、劝阻,酒后更要阻止其从事驾驶、高度危险作业等行为。例一中共同饮酒人未能劝阻义务,例二中共同饮酒人应该预见酒后驾驶机动车容易发生事故,而未能阻止,例三中共同饮酒人已经尽力合理的注意义务,对饮酒者的意外死亡是无法预见的。所以能否预见以及注意义务的产生需要考虑特定行为人的年龄、性别、健康、能力等主观因素以及其当时所处的环境、时间以及行为的类型等因素,不能一概而论。

二、共同饮酒人的责任比例

一旦共同饮酒人未尽注意义务从而承担责任,结合受害人与共同饮酒人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责任比例应作如下划分:1、受害人明知饮酒的危险性而不控制饮酒和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悲剧的发生,是导致危害结果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因素,自身具有重大过失,承担主要责任。2、共同饮酒人承担次要责任,共同饮酒人内部还需区分组织人与参与人,组织人应承担较参与人更大的赔偿责任,参与人在不能举证证明其已尽了安全保障义务时应承担连带责任。(李洋)

浅论特别程序中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

【案情】秦某与钟某于2012年2月登记结婚,2016年6月,二人签订离婚协议并在民政局办理离婚登记。2016年12月,钟某母亲刘某向涟水法院申请对钟某从2016年1月1日起至申请日止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司法鉴定,并请求法院依法宣告钟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涟水法院适用特别程序进行审理,启动司法鉴定程序,并判决钟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刘某依据该判决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离婚协议无效并撤销离婚登记。秦某提出异议申请,认为原审司法鉴定程序中秦某作为利害关系人没有在场,且钟某在签订离婚协议时精神状态正常,不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请求法院撤销原审判决并进行重新鉴定。

【分歧】法院在本案审理中,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原审依据利害关系人刘某申请,并依法委托有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作出认定钟某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判决并无不当,秦某申请重新鉴定依据不足,应驳回其异议申请。第二种意见认为,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原审判决结果关系到钟某与秦某在2016年6月签订离婚协议时行为效力的认定,属于民事权益争议,不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原判决依法应予以撤销。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是法院对被申请人能否辨认自己行为的法律事实进行认定的非讼法律程序。法院基于监护目的,对被申请人的现有状态有无民事行为能力进行的认定,主要是为指定监护人以帮助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照顾其生活、管理其财产,该认定不具有溯及力。该程序的出发点是为被申请人的利益,因此并不需要被申请人所有的利害关系人均在场,同时向法院提出认定申请,也因为该类程序不涉及民事权益争议,故适用特别程序审查一审终审,达到快审快结的目的也是符合立法初衷的。民事行为能力认定申请人可以为被申请人尽快的确定监护人,更好的保护被申请人合法权益。

法院作出的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判决具有改变法律关系状况“形成力”,即法院作出被申请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判决后,该判决产生“对世”效力,该公民如涉及其他诉讼,应当以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特别程序案件不适用一般的审判监督程序,如果被申请人恢复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依申请直接作出新的判决。认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判决也不具有“既判力”,当事人不能以此作为证据,实现否认被申请人判决前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目的。

在现实生活中,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宣告需求十分少。如果不是遇到处分被申请人财产、或者提起对其他人的诉讼,一般不会进入司法程序。社会公众对于该宣告程序知之甚少,甚至有部分法律工作者也存在理解误区,将其与一般的诉讼程序混淆。原审特别程序中,秦某与钟某签订离婚协议时钟某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认定涉及到民事权益争议,不属于特别程序审查范围,应当由法院在确认离婚协议效力的具体诉讼案件中一并审查认定,在诉讼案件中,秦某作为异议方,可通过上诉保障自身正当的程序权益。(朱剑)

本案婚前借条、婚内欠条该如何认定?

案情:

张某、郑某于2015年12月登记结婚,2017年1月双方协议离婚。2017年9月,张某以郑某在2015年9月至2016年10月之间向其借款未归还为由,诉至法院,要求郑某偿还其借款15万元,并提供了婚前协议一份、2015年9月郑某出具的5万元借条一张,2016年5月出具的10万元欠条一张。

双方对归还借款的数额发生争议,郑某承认婚前协议以及2张条据的真实性,但认为其从张某手里实际只拿到5万元,后面的10万元欠条只是为了离婚而被迫写下的。且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财产共有、债权债务已经混同,故要求驳回张某的诉求。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9月郑某向张某借款5万用于生意经营,并出具借条一张,同年12月双方登记结婚,签订婚前财产协议,约定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担。后双方发生矛盾,张某认为在共同生活期间其为郑某购买日常用品、支付郑某小孩抚养费、帮郑某偿还信用卡等方面有支出,遂要求郑某向其出具了10万元欠条一张。

意见分歧:

本案中,对于张某主张的婚前借款、婚内欠款是否应当支持?存在以下三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婚前借条、婚内欠条均不予支持。

婚前的借款,因张某与郑某结婚,婚后张某的债权转化为夫妻共同债权,郑某的债务转化为夫妻共同债务,债权人和债务人混同,故该笔婚前借款的权利义务终止,郑某不应偿还;而婚内借条,债务发生在原、被告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虽然双方有婚前协议,但协议只对债权、债务有约定,并未约定婚内财产各自独立,仍是夫妻共同财产制,被告郑某婚内出具的欠条没有法律效力。故对张某的诉求均不应支持。

第二种意见:婚前借条、婚内欠条均应支持。

理由是,婚前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有被告出具的借条为证,应予认定。原、被告虽借款后结婚,但婚后双方仍具有独立的人格,并不符合《合同法》中债权人、债务人混同的情形,因此应予以支持;对婚内欠条,《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原、被告签订的婚前协议,约定债权、债务各自享有和承担,可推定为双方对个人财产独立的一种约定。在原、被告财产独立的情况下,原告将自己财产用于被告个人事务,被告未用现金支付而向原告出具欠条,被告理应偿还欠款。故对郑某的诉讼请求应予全部支持。

第三种意见:婚前借条支持,婚内欠条不应支持。

婚前一方的借款不因结婚而混同,仍应当偿还;但对婚内借条,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综合认定。本案原、被告虽书面约定各自的债权债务归各自享有和承担,但并不能就此推定双方对个人财产作了约定。且郑某在婚内出具的欠条,并非是张某将自己个人款项出借给郑某,而是双方在共同生活期间产生的开支,故对张某的诉求只能部分支持即判令郑某偿还张某婚前借款5万元。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是:

对于婚前借款,《合同法》规定,债务混同,是指债权人和债务人同归于一人,致使合同关系及其他债的关系消灭的事实。而民间借贷中的债权债务混同,即当贷款人与借款人合为一体时,债权债务同归于一人,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是两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平等主体,他们因结婚而组成具有特殊身份关系的联合体。对外该联合体具有整体的性质,但对内夫妻双方并不因为婚姻关系的建立而丧失独立的人格,他们在婚前的债权债务不能因为结婚而混同。而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的婚前财产归该方所有,这也意味着一方的婚前债务也应由该方承担。本案中,郑某婚前向张某借款,双方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的借贷关系并不因结婚而消灭,郑某的债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故郑某要求张某归还婚前的5万元借款应予支持。

对于婚内欠条,符合条件的应当支持。认定婚内借款关系是否成立,既要考虑双方是否实际发生过一方将其属于个人所有的款项出借给另一方的事实,也要考虑双方对婚后财产的约定有无明确的书面协议以及一方所借款项是否用于个人事务。满足上述条件的婚内欠条起诉时应予支持。理由是:首先,我国法律并未禁止具有夫妻身份的自然人作为借款合同的主体,所以夫妻之间也可以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同时《婚姻法》也明确规定了夫妻之间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这就为婚内借款合同可以成立并生效提供了前提。其次,《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对财产归属的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这一特别规定,表明立法者要求,双方对财产的约定除了是书面形式外,还必须是明确的,不能根据其他事实来推定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归属做了约定。夫妻之间借贷所涉款项如果是来源于家庭共同财产,该债权就属于夫妻共同债权,债权人就是这个家庭。本案中,原、被告虽签订了婚前协议,约定债权、债务各自所有,但就此推定双方对各自财产也约定为各自所有并无法律依据。郑某在婚姻期间出具的10万元欠条,借款事实并未实际发生,且张某用于郑某个人事务的款项,也无证据证明系张某个人财产,故张某要求郑某归还婚内欠款10万的主张不予支持。 (蒋玉莲)

个体工商户的诉讼主体资格应辨明

【案情】2015年12月,刘某向张某经营的店铺购买瓷砖,后双方当事人就买卖合同应付货款数额产生纠纷,张某以自己名义诉至法院,要求刘某给付货款9732元。审理中,刘某的诉讼代理律师提出抗辩,刘某认为张某已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故张某个人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请求法院驳回张某的起诉。

【审判】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于2012年12月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手续,从事瓷砖零售活动,个体工商户登记字号为“XX瓷砖经营部”,现处于“在业”状态,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经营者也并非张某,而是其妻子房某。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向张某释明后,张某撤回起诉。

【评析】根据2011年颁布的《个体工商户条例》,个体工商户是指有经营能力的公民,依照本条例规定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活动。个体工商户可以是自然人经营,也可以家庭经营。个体经营者在以经过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名义对外从事经济活动时,应当遵照相关法律对“诉讼参与人”的规定,确定诉讼主体资格。根据最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五十九条之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有字号的,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字号为当事人,但应同时注明该字号经营者的基本信息。”对照以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1992)22号)第46条规定:“在诉讼中,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业主为当事人。有字号的,应在法律文书中注明登记的字号……”,我们可以发现,新出台的《民诉法解释》关于个体工商户诉讼主体资格方面有了较大变化:在表述上,个体工商户以营业执照上登记的“经营者”为当事人,不同于以往的“业主”;另外,对于登记起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在诉讼中,应以字号为诉讼当事人,而不是仅仅在法律文书中列明登记字号。这也彰显出个体工商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个体工商户以“户”名义对外进行民事活动,并以“户”为单位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登记的字号作为个体工商户对外经济活动的表征自我的名称,是区别其他市场经营主体的标志。

自2015年2月4日新的司法解释施行后,诉讼中如涉及个体工商户,在确定当事人时,应核实其有无办理工商登记手续,是否处于在业状态,并且确定有无登记字号,登记有字号的,应以登记字号为当事人。起诉应确保诉讼主体适格,否则将面临程序障碍。本案中,张某就未注意到“个体工商户”与自然人经营者之间的区别,重新起诉应当以“XX瓷砖经营部”的名义进行,并且将登记经营者房某的自然人信息列明。需要提醒注意的是,我国当前实行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发展的政策,以促进市场经济活力,各地工商行政机关对于个体工商户的监督、管理较为宽松,个体工商户报送年度报告和工商部门的日常管理抽查都无需缴纳费用,除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主动申请注销以外,个体工商户一般都处于正常的“在业”状态。当事人在起诉之前,可以使用全国企业公示信息系统查询、或者向当地工商行政机关核实,以查阅到的工商登记信息为准。

当然,法院对个体工商户的诉讼主体资格审查不是绝对的,应该视诉讼“标的”与登记的个体工商户是否存在内在联系而定。对登记有字号的个体工商户经营者,也不是所有的诉讼活动都要以登记的字号作为当事人。笔者认为,如果经营者是以经营者个人名义,从事登记经营范围之外的其他经济活动,或者虽然以个体工商户名义对外从事经济活动,但经过结算双方对权利、义务关系确认,确定由经营者个人承担权利、义务的,这种情况下,经营者可以以个人名义参加诉讼。(朱剑)

员工职务侵权行为单位应担责

【案情】朱某某与刁某某均系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员工。2015年8月10日,朱某某与刁某某在替单位运输货物的过程中,朱某某驾驶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致乘坐在朱某某车上的刁某某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朱某某负事故主要责任,刁某某无责任。事故发生后,扣除从保险公司得到的赔偿款,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赔偿刁某某亲属544400元。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认为朱某某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存在重大过失,朱某某对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赔偿刁某某亲属的损失应承担30%的责任。2017年5月19日,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向涟水县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朱某某返还涟水某运输服务中心垫付款163300元。

【审判】涟水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朱某某与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经涟水县人民法院、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二审认定双方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刁某某与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之间亦应是事实劳动关系,朱某某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因过失导致另一员工刁某某死亡,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及《侵权责任法》规定,刁某某应认定为工伤,应由用人单位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以外的第三人造成雇员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可以请求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雇主承担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范围的,不适用本条规定”。故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要求朱某某对刁某某死亡承担赔偿责任的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的诉讼请求。涟水县某运输服务中心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在二审期间撤回上诉。

【评析】对于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工作任务中造成本单位以外的人员损害的,用人单位在赔偿后能否追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对用人单位赔偿后能否追偿未作明确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如果员工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用人单位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员工追偿,但因哪些过错、哪些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可以追偿,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劳动安全条件,其追偿条件应有所不同,故应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本案中,同一工作单位的两员工在执行工作任务期间,由于一员工的过失导致另一名员工死亡的,死亡的员工应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应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进行工伤赔偿, I不能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的条款。为员工购买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如果用人单位未为员工办理社保,致使工伤员工无法享受工伤待遇的,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该种侵权损害赔偿完全是用人单位不履行法定义务所致的法律后果,不能转嫁由第三人承担。(凌亚明)

婚姻关系中一方发生“婚外情”另一方能否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

案情:

张男、胡女于2014年1月经人介绍相识,确定恋爱关系,2014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孩,年仅16个月。张男以婚后胡女经常出轨,不照顾家庭,对女儿不管不问为由,认为夫妻感情完全破裂,请求判决双方离婚,由胡女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60000元,婚生女孩随其共同生活,胡女每月给付其子女抚养费1500元。

胡女对婚姻形成及子女情况无异议,同意离婚,但认为不应赔偿张男精神损害抚慰金,且因婚生女孩尚不满2周岁,应当由其抚养,张男每月给付子女抚养费15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张男、胡女于2014年1月相识恋爱,2014年4月23日办理结婚登记,2014年12月14日生育一女孩。胡女曾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诉至本院请求判决与张男离婚,后撤诉。现张男诉至法院,提供了胡女与案外异性的聊天记录,证明胡女与案外异性在聊天软件中言语暧昧,双方多次单独见面,已发生性关系,且在情人节互赠礼物。

意见分歧:

本案中,对于张男要求胡女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是否应当支持?存在以下两种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胡女应当赔偿张男精神损害抚慰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现胡女婚内出轨,与案外异性言语暧昧,并发生性关系,违反了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给婚内另一方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可以认定胡女在双方夫妻感情破裂中存在重大过错,故其应当赔偿张男精神损害抚慰金。

第二种意见:胡女不应当赔偿张男精神损害抚慰金。虽然婚姻法中规定了夫妻双方应当互相忠实,但婚姻法中也规定了一方只有存在重婚或有配偶与他人同居等情况时,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胡女的行为虽然应当在道德层面上予以谴责,但是在法律层面上要求其赔偿张男精神损害抚慰金,缺乏法律依据,故不应当支持张男的该项诉讼请求。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虽然张男提供的聊天记录可以反映胡女与案外异性存在暧昧关系以及发生过性关系,但胡女的行为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法定过错损害赔偿构成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关于“婚姻法第三条、第三十二条、第四十六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的规定,张男并未提供证据证明胡女与案外异性存在同居行为,故张男要求胡女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于法无据,不应当予以支持。

法官感言:

这起案件发人深省,绝大多数人均会进入婚姻这座围城,夫妻双方均应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的忠实义务,我们应以张男和胡女作为镜子反省自身,胡女虽然没有得到法律的制裁,但她应当接受自身道德的审判!张男作为受害者,不应以他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与其纠缠不休,而应该挥别错的人,放自己一条生路。(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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